先秦陰宅風水的發(fā)展歷程
一、先秦時期的風水萌芽（一）洞居或樹居
原始社會的人類，為了抗御自然界寒冷暑熱及野獸的侵襲，而擇居于山洞或樹上。據(jù)傳我國遠古有巢氏發(fā)明了巢居，軒轅氏發(fā)明了穴居。巢居是人們依樹而居的方式，這種方式在地勢低洼和氣候濕熱地區(qū)或季節(jié)被廣泛使用。《莊子·盜跖》：“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在地勢高亢和寒冷的地區(qū)或季節(jié)，人們則選擇天然洞穴作為棲身之地，如北京猿人、山頂洞人等均是依洞而棲的。正所謂“夏則居橧巢，冬則居營窟”。
這種擇居條件，除考慮樹木是否牢固，洞穴會不會塌方的安全之外，也會考慮到位置的適宜、陽光的照射、氣候的變化、通風采光等因素。這種適應自然，利用自然的觀點，即是中國風水的原始觀點。巢居樹上或棲居山洞，既是我國建筑工程或者是建筑學的萌芽，也是中國原始風水的萌芽。
（二）聚居與半坡遺址
大約到六、七千年前，人類已發(fā)展到氏族社會。人們過著母系氏族群居生活，由原來動蕩不定的采集、漁獵、游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發(fā)展到相對穩(wěn)定的農(nóng)耕生產(chǎn)生活，為了生存和生產(chǎn)的便利，導致了擇地而居的需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的氏族村落，大多都選擇在近水向陽的臺地上營建氏族聚落。著名的陜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村落遺址，就坐落在一塊面臨浐河的凸地上。
從半坡村考古發(fā)現(xiàn)的四十余座建筑基址中，建筑或方或圓，住房建筑群環(huán)繞中央廣場布置。中央偏東有一座面向廣場的方形建筑，屬仰韶文化時期有代表性的一個原始聚落遺址。
從環(huán)境看，半坡遺址坐落在浐河東岸的臺地上，這里河川縱橫，田野肥沃，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南邊有白鹿原和連綿的秦嶺山脈，浐河有取之不盡的生產(chǎn)和生活用水。整個村落坐落于河邊的臺地上，既方便用水又可避免水患。
從方位上看，遺址中的房屋體現(xiàn)了朝陽的原則，房屋基址大體朝南，體現(xiàn)了傍水朝陽擇地營建的特點。
從規(guī)劃上看，村落面積有一萬多平方米，由居住區(qū)、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組成。在居住區(qū)的周圍，挖掘了一條長約三百米，深達五六米的防御性壕溝。
據(jù)不完全的發(fā)掘，在離半坡不遠的浐河、泮河中游長約20公里的河岸臺地上，類似的原始村落就有13處之多。
類似半坡遺址的聚落建筑，同樣出現(xiàn)在陜西西安西南20公里的灃河兩岸；在山西芮城西南16公里風陵渡東1。5公里黃河北岸的坡地上，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兩種類型；在陜西的姜寨遺址和鄭州的大河村遺址也有發(fā)現(xiàn)。
從上述考古發(fā)現(xiàn)，原始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江河兩岸的坡地或臺地上，或依陵阜山崗而筑，或傍水而建，或位于江河轉彎的“汭位”與兩河交匯處，具有明顯的依山傍水、朝南向陽的特點。隨著原始聚落的不斷營建與經(jīng)驗的總結，對后期聚落地址的選擇有了可供借鑒的案例，這些聚落建筑為風水文化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三）風水萌芽的種子
河圖、洛書與八卦的出現(xiàn)，成為風水文化萌芽的種子。
據(jù)《周易·系辭》記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犧氏就是人文始祖伏羲氏，傳說他一畫開天，開啟了華夏文明的先河，他教民結網(wǎng)、狩獵、捕魚。在黃河流經(jīng)洛陽北面的孟津河段，傳說有一匹龍馬，背負一塊玉版躍出黃河獻給伏羲。玉版上有黑白色的小點和一些奇怪的圖案，因這塊玉版來自于黃河，史稱河圖。伏羲氏根據(jù)這些圖案的啟示發(fā)明了八卦，俗稱先天八卦又稱伏羲八卦。河圖的出現(xiàn)與八卦的發(fā)明，開啟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源流，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八卦體系中以“——”代表陽，以“— —”代表陰，陰陽的概念就產(chǎn)生了。
河圖也稱先天本體宇宙圖，或稱廣義宇宙圖，揭示天道運行的規(guī)律。圖中有五十五個黑白點，代表天地之數(shù)五十五。其中白點為奇數(shù)，一、三、五、七、九代表陽，又代表天數(shù)；黑點二、四、六、八、十代表陰，又代表偶數(shù)，這樣“數(shù)”就產(chǎn)生了。在這結繩記事的年代，數(shù)的產(chǎn)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河圖的數(shù)理成了后來《青囊經(jīng)》“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為朋，四九為友，五十同途”的出典。
伏羲的先天八卦中，乾、坤、艮、兌、震、巽、坎、離，分別代表天地間的八種物質，即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并將它分置于八方，天地八方的位置也確定了。八卦的發(fā)明不但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也是風水文化的源頭。
約前二十二世紀末，傳說大禹受命治理洪水，疏導河道，鑿開了龍門，使龍門南面的湖水流入洛河。傳說在湖底有一只大烏龜，龜背上現(xiàn)出排列有序的斑紋，史稱洛書。后被周文王演成后天八卦，也稱文王八卦。洛書被稱為后天宇宙圖，講的是地道運行規(guī)律。
洛書有九個數(shù)，其中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為陰，他的特點是五在中央，其數(shù)按九宮排列，橫豎對角之數(shù)相加都成十五之數(shù)。古人將其數(shù)字組合方式的特點歸納為一個口決，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大禹根據(jù)洛書的啟示，疏通九河將天下分為九州。大禹治水這史詩般的英雄壯舉不但奠定了華夏九州的格局，洛書九宮圖也成為風水文化源流的奠基石。其中洛書的義理也成為《青囊經(jīng)》“中五立極，臨制四方，背一面九，三七居旁，二八四六，縱橫紀綱”的出典。
先秦時期的風水活動
（一）商周的都城選擇與營建人類社會史上，城市的初現(xiàn)是一項重要的里程碑。中國都城的選擇與營建，乃是當時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吨芏Y》開宗明義的綱領是：“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高官分職，以民為極”。商周時期，卜筮之術興盛，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龜甲成為不易之道，《周禮·春官》記載：“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
夏商周三代，都城遷徙無定。據(jù)《尚書序》云，商民族“自契至成湯八遷”。自湯之后，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南庚遷奄，又凡四遷。頻繁的遷徙，都是經(jīng)過巫師觀察地形，并且預卜吉兇之后才進行的。后來又經(jīng)過了盤庚遷殷，公劉遷幽，古公亶父定都岐山，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幾經(jīng)遷徙而逐漸強盛，最后滅商。
1、盤庚遷殷
《尚書·盤庚》篇記錄了盤庚通過占卜決定遷都，并以占卜得到上天支持為由，動員臣民遷都的過程。篇中有“非廢厥某，昂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管賁”的記載，表明了盤庚不是不重視眾人的意見，而是遷都這至善之舉是由神靈啟示，不敢違背占卜的結果，以此來光大美好的事業(yè)。
盤庚是商王朝成湯的十世孫、商朝的第十九個君王。商王朝在大戊中興之后，走了很長的下坡路，商王朝被迫連續(xù)遷都五次，盤庚又通過占卜將都城遷到殷地，即今河南安陽，成為開啟殷商文明的轉折點，開啟了商王朝的復興之路。
2、公劉遷豳
周朝的始祖后稷建都于邰（今陜西武功縣），至公劉時代，為了向東發(fā)展，決定遷豳（今陜西旬邑西南）?！对娊?jīng)·大雅·公劉》篇記載了公劉相地卜宅的過程：“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這是周人自述其創(chuàng)業(yè)歷程的史詩，用簡樸的語言勾畫了周族的領袖公劉率領眾人翻岡越原，登高了望，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的過程。描繪出一行族人長途跋涉，邊走邊談，歡聲笑語的場面。他們走到了流水的泉邊，了望寬廣的原野，登上南邊的高原，察看水源的流向，其中“相其陰陽，觀其流泉”，還被認為是后世風水師稱為陰陽先生的出典。
3、古公亶父遷岐
《詩經(jīng)·大雅·緜》記載了周民族的祖先古公亶父，帶領族人相土觀水，卜宅遷都西岐（今陜西岐山北）的事。“濟河惟兗州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惟木惟條，厥田為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從這里可知古公亶父遷都西岐的過程中，也是“愛始愛謀，愛契我龜，曰止曰時，筑室于斯”。
后來文王遷都于豐（今陜西灃河以西），武王遷都鎬京（今陜西灃河以東），是隨著商周之間戰(zhàn)爭的結束而做的調整和改變。
4、周都遷建洛邑
滅商之后，輔佐成王的周公根據(jù)武王的遺愿，計劃營建新的都邑，經(jīng)多方考察，選中了洛邑這個地方（今河南洛陽）。據(jù)《史記·周本紀》載，成王決定遷建洛邑，并委派太保召公主持此事?！吨軙?middot;召誥》篇對這次相宅過程作如下記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惟太保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jīng)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候、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從風水角度看，召公選定洛邑營建都城的地址，玄武方北依邙山，朱雀明堂以嵩山為案，左右龍虎以成皋、澠池為護，瀍澗兩河在這里交匯，山環(huán)水抱，是個理想的風水寶地。這次遷都對于周王朝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我們研究商周時期的風水理論提供了經(jīng)典的案例。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商周時期，風水文化的吉兇觀念已經(jīng)形成，判斷吉兇的方法主要依據(jù)甲骨卜和筮占之術，在時間選擇上，擇吉術也被運用到風水文化的實踐中，在空間上也有了陰陽、八卦方位，和岡阜與流泉勘察實踐。
縱觀商周時期的都城選址，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都城選址一般都在河流的兩岸，河流不但提供交通的便利，解決都邑用水的問題，在農(nóng)耕的社會里也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提供灌溉的水源。同時，都城往往選址在氣候適宜，物產(chǎn)豐富之地，這樣才能為一個民族的興旺提供良好的環(huán)境和物質保障。
古代的人如此重視陰宅風水？
中國人思想中敬重“靈魂不死”、“天人合一”觀。早在中國古代就有了較為系統(tǒng)的靈魂不死的思想。隨著佛教的滲入和廣泛傳播，形成了一種以業(yè)報輪回為核心內容的靈魂不死觀念的變相。借鑒和利用佛教的五蘊說，中國近代思想家指出，人是由物質性的血肉之軀和精神性的靈魂構成的。由各種物質的、化學的元素構成的肉體的存在是短暫的，它最終要分解而消散，而人的精神、靈魂卻萬古永恒?？涤袨檎J為，人死后靈魂（精氣）“可附入他體而神識不昧”（《禮運注》）。譚嗣同宣稱：“靈魂者，即其不生不滅之知也。”（《仁學》）梁啟超則斷言：“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鐵若余金類、木類、炭水粉、糖鹽水若余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余之死生觀》）在此，近代思想家利用自然科學的新發(fā)現(xiàn)，在古老的五蘊說中加入了化學元素的新成果。根據(jù)當時新發(fā)現(xiàn)的化學元素說，他們宣稱宇宙間的一切物質現(xiàn)象都是各種化學元素按著不同方式、不同數(shù)量、不同結構的排列、拼湊、組合的配備，人體也是如此。碳、氫、氮、氧等各種元素聚集，人有了四肢五官百骸，組合成了人的血肉之軀。人死之后，各種元素便會消散，復歸于原來的狀態(tài)。于是，由它們凝聚成的軀體也會蕩然無存。由此看來，人的軀體是由各種元素拼湊的假相，而佛教靈魂不死所具有的道德威力卻震撼著人們的心靈。
因為先人死后靈魂不死，所在后人在祭典時或心中默默祈禱，或口中念念有詞，祖先神可以享受祭祀，傾聽祈禱。通過祭祀可以與祖先溝通。靈魂不死觀念的產(chǎn)生，極大的滿足了先民們的思親之情，同時也給墓葬注入了文化的新內容。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認為：“一個墓穴，或以石冢為標記的墳丘，或是一處集體安葬的古冢，這些東西便成為地面上顯而易見的人工目標，活著的人會時常回到這些安葬地點來，表達對祖先的懷念，或是撫慰他們的靈魂。”同時，也表明了那時先民的思辨能力，向文明又邁進了一大步。當然，從單純的思親之情，到靈魂不死觀念上的轉變，有一個相當長的互容階段。
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道家把死看成是一種休息，即息我以死，從而取消了生與死的對立，既然死是一種休息，因此風水觀尤其看重死后長眠的場所，它要求這些場所依山靠水、陰陽協(xié)調、靜謐祥和。道、佛倆家主張超生死、得解脫，這一主張也對風水觀中靈魂不死、祖先有靈思想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靈魂不死、肉體不滅認為靈魂必常住肉體而超生，人們超生死得解脫的道路不是圓應寂滅，而是肉體成仙，此種觀點自先秦以來就已存在并一直影響著風水觀的發(fā)展，因此后來的風水思想尤其重視死后肉體入土為安并能得到一塊葬身之地，希冀通過陰陽輪回早日轉世回到人間
即便是被尊奉為“圣人”的孔子，在找到父親的墓地后，又遷來母親的遺骨與之合葬。孔子不由地感嘆道：“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禮記·檀弓上》）這位崇尚古制的先賢，為了親情，便于歲時可上墳祭祀，“于是封之，崇四尺”，破了“墓而不墳”的古制。南宋理學家張栻說：“周盛時固亦有祭于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jīng)，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于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祭告亡者于墓，還是為了親情、合義理。
